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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贵祥X董启章X韩丽珠X徐世琪X曾繁裕——「科幻文学作为香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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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由左至右:曾繁裕、韩丽珠、徐世琪、董启章、罗贵祥)


《流浪地球》在中国大热,电影改编自中国科幻小说家刘慈欣的短篇,刘氏代表作《三体》英文版于2015年夺得雨果奖,他本人亦在2018年获克拉克奖,另外,刘宇昆翻译中国科幻文学,出版Invisible PlanetsBroken Stars,亦令中国科幻文学在过去五六年得到不少国际关注。反观香港,《流》似乎反应平平,谈香港科幻小说可能还是倪匡卫斯理,近年虽有不少科幻小说家掘起,如谭剑、天航、望日等,但在香港造成的声势似乎不大。


香港浸会大学国际作家工作坊(IWW)主办文学节「科幻的多维世界」压轴讲座——「科幻作为香港的少数论述?」,邀请四位香港作家及艺术家,包括董启章、徐世琪、韩丽珠及曾繁裕,由罗贵祥主持,讨论科幻文学对香港文学的冲击,科幻作为题材/手法能否令香港文学有另一层次的发展,并提供新路向?


主持罗贵祥先从中国科幻潮谈起,近年中国有「科幻现实主义」之说,指在官方禁制下,传统写实主义受限,科幻或成为一种社会批判的方法。但官方媒体参与后,情况又变得複杂。相比中国的科幻潮,香港科幻文学是少数,但不是没有,香港有科幻会,有国际性的Melon Sci-Fi Festival自2017年于香港举行,有人开拍香港科幻电影《明日战记》,但他亦发现,不少中国科幻文学浪潮的讨论中,都排除了香港与台湾的相关发展。


艺术本来已很科幻


首先发言是艺术家徐世琪,她是香港科幻小说结集《暗流体》(2017)的编者。徐世琪认为艺术与科学其实有不少重叠,她的创作多少亦包含对科技与医学的思考,2008年她将达尔文进化树倒转,创作出一系列伪科学绘图,将人体器官、内脏打散,再与昆虫、植物结合,当时的思考是:人的地位是否真的那幺超然?如果(what if)所有生物都是由人进化而成又会怎样?她说:「艺术本身就很科幻,因为艺术家不断问what if。」


2013年,她跟朋友合写小说Berty,探讨人与机械的複杂关係;2014年11月,雨伞运动期间,在社会分化的死胡同中,徐世琪忽发奇想,想找香港作家或科幻作家去想像香港未来,「打破现有框架,重新建立一个世界观,看是否能有新的启发」。直到2015年中,计划才成事,资料搜集的过程中,她发觉早在2010年国际上已有不少科幻文学的讨论、展览,亦发现了一本美国科幻小说文集Octavia’s Brood,结集二十位不同界别人士写科幻小说,当中包括记者、社运人士等,因为编者觉得,搞社运其实就是想像社会未来。徐世琪参考这个概念,亦找来香港不同社运人、艺术家、建筑师、学者,以科幻作为方法,思考香港的未来。


「香港人有没有能力想像自己的未来?」徐世琪忆述摄影师谢柏齐在《暗流体》工作坊中问的问题,她觉得两种人不会去想,一是安于现状的人,二是充满无力感的人,而两种状态都是危险的。「《暗流体》不是纯科幻,比较似speculative fiction,它不是文学又不是艺术作品,其实很难定位,但这也是它好玩的地方。透过科幻去思考科技发展和香港的未来,这也是重要的。」


科幻岂止脱离地球


美国科幻小说家Philip K Dick曾经挣扎要当文学作家,抑或文类作家,直到他发现自己写的文学小说没什幺人看,相反科幻小说的反应不俗,最终才决定成为文类作家。如果有严肃文学与类型文学之分,在座几位讲者都不是科幻小说作家。董启章说他在公众场合遇上不认识的人,最常被问:「你写咩小说?」「咩叫『咩』小说?已是个难解的问题。」上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The Reincarnated Giant,收录中港台科幻文学作品,当中包括董启章《时间繁史》节录。董启章说他不是要写科幻小说,但他的作品却常常被纳入科幻範畴,可能因为当中牵涉「对未来的想像」、将人与物结合的奇想,而他的近作《爱妻》则有比较明显的科幻成分,它牵涉人工智能。


董启章写人工智能不是要回应中国的科幻大气候,书中提到「将人的意识上下载」也不是董的发明,而是科学界一直在思考的问题,更有科学家认为可行。资讯抑或实体比较重要?有科学家说是资讯,因为资讯流动,能够存在于不同地方。如果将人的意识化作资讯取抽,再植入另一个躯体,人是否就能永远存续呢?董启章觉得这终究也是关乎人的寿命与追求永恆的问题,「纯粹的信息,其实回归一个传统宗教信仰的概念,灵魂概念。如果你相信灵魂,相信肉身死后仍有意识存在。科学家将人的意识化为资讯,那个就是灵魂。」


「有医生为癫痫症病人做手术,将他的左右脑分开。分别掩住他的左右眼,再问他问题,他左右脑的答案是不同的。那是否意味,我们脑里有不止一个自己?」探讨人的意识与人工智能的《爱妻》,董启章称为「向内的科幻」,那是回应刘慈欣对科幻小说的分类——刘在克拉克奖得奖感言中说自己被克拉克的《2001太空漫游》所震撼,认为那种宏伟的科幻小说,带领人类脱离地球的狭窄视野,向外太空进发;同时他也批评,科幻小说后来演变成反乌托邦小说,不再描绘宇宙的壮丽,而以科幻反思人类社会,是缺乏想像力的,因为那些事已经在发生。董启章却觉得,「科幻不只是离开地球;无论离开地球有多远,你都是建基于地球去想像你未来的故事。」


科幻热潮是泡沫现象?


曾繁裕最近出版《后人类时代的它们》,虚构人类灭绝后的世界。他认为科幻文学里充满创作者的複杂情感,除了包含作家对社会的观察、未来预测与政治隐喻外,亦有他的个人经历和情感,例如曾就在作品中加入他对爱情的思考。动笔时他并没有刻意去追逐一个科幻热潮,只是想到一个点子:「如果世上只剩下机械人会怎样?」而发展下去。眼看不少科幻作品会为世界观加入大量解释,他觉得「不解释似乎也很有趣」,后来他的老师告诉他,这种做法已经有人在做,那是「硬科幻」与「软科幻」的区别。简单来说,硬科幻会解释,而软科幻则把科幻当作常态展示。


「很多人觉得科幻文学成为了热潮,会不会只是文化圈里的假象?而圈外的人其实不觉?」曾繁裕认为,虽然科幻文学在香港属于边缘少数,但有可能成为边缘的中心,基于科幻文学的三个特性。一,娱乐大众功能,透过虚构展示读者未经历过的事情;二,寓言功能,透过展现不现实的世界,令读者反思与现实的关係;三,预言功能,例如《1984》预视共产主义的扩张,对一般人有参考作用。「无知使人恐惧,或许人们可以透过学者、甚至小说家虚构的故事,去掌握未来,减少恐惧。」再加上,他觉得科幻文学的可塑性大,撇除艺术性的修辞,单是桥段和题材有趣就能吸引不少读者,从而扩大文学读者群。


科幻是文学里的巨大隐喻


韩丽珠小学时喜欢看《卫斯理》,但她没有因此爱上创作,因为她觉得卫斯理虽然有丰富的情节,却缺少人物内心描述,她认为小说应该同时包含内在与外在世界。直到她接触电影《变形人魔》(The Fly),戏里科学家研究一个电子传送鎗,能够将物体分解,传送到另一个地方再重组,但一天实验出意外,令他变成一头半人半苍蝇的怪物,后来这个画面一直留在韩丽珠的脑海,成为她的恶梦。她为这恶梦寻找不同解释——对细菌入侵的恐惧、对不可控制因素的恐惧,但都不能解除恶梦,于是她决定重看一遍电影。


后来她知道电影原来改编自1957年法国小说家George Langelaan的同名短篇,短短29页的小说,带给她另一种震憾。小说以第一人称展开,比起电影提供视觉上的惊悚,小说在文字之间处理更複杂的思想。科学家的弟弟一天收到他大嫂的电话,跟他说:「你哥死了,是我杀的。」但大嫂却不肯说为什幺动手,直到她打算在疗养院自杀,才在信中交代来龙去脉——科学家实验失误,跟一头苍蝇结合了,躲在实验室中不敢出来,说唯有死才能解决问题,妻子劝他不要做傻事,无论怎样都会接受他,至少他仍是个有灵魂和脑袋的人,但当她看到丈夫半人半蝇的外貌,她吓晕了,最后决定杀死她的丈夫。


「小说在问一个本质的问题,当你所爱的人有一天变得面目全非,到什幺程度你不能接受?科学家的脸发生变异,脸直接影响人的身份、表情、人与人的关係,这小说令我想了很久。」关于脸的思考,可连结她最新长篇小说《空脸》,政府强制居民换脸,亦可解读为一种后雨伞或反乌托邦小说。「科幻对我来说是文学里一个巨大的隐喻,因为它接触到很多人内心的暗角,暗角里可能有无穷的慾望与恐惧。」日常生活处理恐惧的方法,一是消灭它,例如禽流感就杀鸡;二是否认它,例如说铅水不危害健康;而第三种,则是将恐惧化成作品,将恐惧铺展至极致,便是一种内在的解决。


科幻热潮是好是坏?


最后有观众提问:科技进步令艺术家能运用的媒介愈来愈丰富,更容易呈现科幻的世界,会否令科幻在艺术範畴中变得不再少数,甚至成为潮流?徐世琪说科幻无疑成为趋势,例如悉尼双年展有请过艺术家做科幻创作,城市大学黎肖娴教授去年12月办「演算艺术:划破时空」展览,亦邀请香港艺术家就台湾科幻小说家张系国的作品来构思机器。她觉得这些尝试都很有趣,亦令更多人留意科幻,但她却觉得科幻成为潮流可圈可点,「科幻始终是一些较有颠覆性的东西,或许让它留在一个地下(underground)的位置会有更好发挥。」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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